关于研究方法的两点体会 ——读《治史三书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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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鸻

作者简介：

      李鸻，自由职业者，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。曾在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》、《行政法学研究》、《山东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等期刊发表论文、译文数篇，并有译著《美国公用事业的竞争转型：放松管制与管制契约》（第二译者）、《何谓法律：美国最高法院中的宪法》（第三译者）出版。

关于研究方法的两点体会

——读《治史三书》

         所读书目：《治史三书》，严耕望著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版。

切忌断章取义

严先生指出，“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，不要断章取义”，切忌“只抽出与自己意见相合的材料，而扬弃了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证据”。（《治史三书》，第35页）此前为完成一篇文章，读了一些材料，大体是对美国一个制度的介绍，所读的材料中，有积极和消极的评价。为行文的需要，对于消极评价虽然也有整理，文章中只是点到为止。

有报道美国某基金会在中国投入巨额资金做试点，援助中国推广这项制度，便默认为这制度是优越的。在美国读书的师妹问及她的老师这项制度在美国的情况，老师说，“你知道，美国人就是这样的，最好的东西他们是不会拿出去推广的。”事实上，这项制度在美国也只是发挥着辅助和补充的作用。

个人感觉，做研究最容易出现的错误，是预设自己的结论，然后，寻找可以支撑自己结论的材料或者观点。通常一篇文章总有完成时间的限制，在有限的时间内，读书很难完整和深入，看到“有用”的句子，就留下来用，难免断章取义。此时悍然加上注释，很可能就歪曲了原作者的意思了。

近年尝试做美国法的研究，早期是在读论文，后来逐渐开始阅读案例和法律的条文。阅读中发现，论文中通常也会引用经典的案例，但总要经过作者的处理和剪裁，也不排除作者断章取义过度剪裁的可能。这与严先生所言，“转引史料，必须检查原书”（《治史三书》，第43页），意蕴相合。美国的案例和法条在网上都可以很方便地检索到，为避免被作者误导，读案例和法条的原文是必要的，也是必须的功课。

翻译和引注

严先生说，“一个人的工作，主要的是向社会人群提出贡献，”“外文好的学人，与其提出一部不成熟、不顶好的著作，绝不如翻译一部西方名著之有贡献。”（《治史三书》，第186页）在行政法的圈子里，也确有这样的学者，其译著的影响力远大于著作。

读研的时候，发表过两篇译文，后来又参加过两本译著的翻译。译事艰辛，不足为外人道。以当前的粗浅学识，做翻译或许真的相对贡献比较大。因为曾经亲历，也了解对别人的译著要有基本的尊重，纵有瑕疵，也不宜公开指出，可私下交流。在当下大部分高校的评价体系中，译著是不计入职称评审的有效成果的，肯为翻译贡献时间的人，值得尊重。

日前在一个会议上，谈到引注的问题。有人引用了《联邦党人文集》的英文本，这本经典著作大概有五个以上的中文译本，包括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的版本。他的主张是，能找到英文本，就不该引中文。另有一个人引用了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的英文本，这个公约我国已经签署了，有官方的中文译本（且主要译者是英文本的起草人之一），此人理由同上。而我读出来的，只是他们对前人的劳动的不尊重，前人的中译本，至少有参照的价值。

有人将这种主张称为学术研究中的“始皇主义”，不了解、不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，而是从自己开始。偶尔也会听到某学者声称某某问题国内他是最早研究的，其实，只是他的视野中看不到其他的同行。我想，这也是学术论文通常要求有文献综述的必要性所在。

牛顿说：“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，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。”在学术分工日益精细化的今天，要想比别人看得远，更离不开巨人的肩膀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，为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的肩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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